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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寧高速寧鎮段-麒麟樞紐

高速公路噪聲污染案件裁判需回答的實踐問題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司法實踐中，法院一般適用環境侵權責任承擔方式，即高速公路產生的噪聲超過國家規定的環境噪聲排放標準，受害人主張人身損害賠償的，應當對損害事實承擔舉證責任。由于噪聲污染影響居民的身心健康為公眾所普遍認可，受害人對損害事實應承擔較低程度的舉證責任，即使受害人無法提供確切有效的證據證明損害事實時，法官根據噪聲污染的時間、強度等因素推定損害成立的，高速公路的經營管理者應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縱觀國內諸多高速公路噪聲污染案件生效判決，大多數高速公路企業均承擔敗訴結果，且承擔責任的方式也大多以賠償為主，這樣的裁判方式確實對公民的環境權起到了很好的保護作用，但也影響著高速公路的建設與發展。作為高速公路的建設者或運營管理者，在努力達到國家環境管制標準、通過環境影響評價、開展ESG專項合規、采取加裝隔音措施等主觀能動行為后，權益并沒有因履行法定義務而得到妥當保障。

完善高速公路網是交通強國戰略在高速公路領域的生動實踐，對促進經濟發展和改善公眾出行條件舉足輕重，然而基于我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高速公路建設不可能完全排除對公眾生活的影響。作為高速公路的經營管理者，有責任采取措施減輕交通運輸噪聲影響，并對受害人進行賠償。但一味強調高速公路企業承擔單邊賠償責任，公平法治精神難以得到彰顯，那么如何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在保護公民環境權益和高速公路企業發展權益之間尋求一條合適的裁判規則，已然成了司法部門、高速公路經營管理者共同面對的問題。

就環境侵權責任而言，噪音是否與損害有直接因果關系、是否具有違反環境管制標準的事實就一定是侵權？

就噪音污染而言，噪音檢測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如何保證、環境背景噪音是否需要考慮、高速公路是否是噪音源的唯一構成因素？就損害實質影響而言，環境噪音的室內與室外標準是否要區別、承擔責任的方式是否可以多樣化，如強化降噪措施、恢復原狀、賠禮道歉等？就訴訟目的而言，是否真正實現對受害人的救濟、受害人通過賠償后損害能否停止、是否存在誘導惡意訴訟的可能？這些問題都需要在實踐中回答，且個案答案也不盡相同。

私法侵權責任與公法環境管制可共治環境風險

針對上述問題，如果不能認定違反環境管制標準的事實就一定是侵權，不能證明損害與行為有直接因果關系，不能確定檢測結果的科學性合理性，不考慮環境背景噪音因素且不能認定唯一噪音源，不能達到實際救濟目的，那不妨從私法上的侵權責任與公法上的環境管制協調共同管治環境風險入手，可以把遵守環境管制標準的行為，即環境保護合規作為抗辯緣由，作為阻卻侵權責任的條件，進而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利益，彰顯法治公平精神。

噪音污染屬于“不可量物”，若以個案矯正正義為視角，則否認合規抗辯具有重要意義，它能夠填補環境管制的“剩余風險”所引發的損害，這相當于為受害人提供一種類似“社會保險”的救濟措施，從而有利于實現矯正正義；但若以風險管控為視角，則適度承認合規抗辯才是更理性的選擇，因為一味地否認合規抗辯勢必推動侵權法向著“零風險”的目標進發，而環境風險的“雙面性”決定了追求“零風險”的嘗試或會得不償失，此舉無異于以關停高速公路的方式來控制環境污染，而這將意味著更大甚至更嚴重的社會風險。

因此，研究環境管制標準在侵權法上的效力，理論上的觀察視角極為重要，它對管制標準效力論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風險控制”是指通過行政管制手段和侵權責任來降低環境風險，其目標旨在最小化環境風險帶來的社會總成本。公法上的環境管制與私法上的侵權責任均可被視為風險控制工具。從作用原理來看，侵權責任的威懾機制是其發揮風險控制功能的關鍵所在，主要通過損害賠償責任來激勵高速公路企業于事前采取風險防范措施，以符合最優的行為謹慎標準要求，最小化風險行為的社會總成本。同等條件下，更加靈活的政策判斷往往意味著更適合國情和當前形勢的風險管控方案，因為靈活的政策判斷能力能將復雜多變的政策性因素融入環境管制標準，如產業政策、經濟形勢、社會穩定等。因此，為充分發揮行政管制機關在政策判斷上的靈活性優勢，以行政管制為中心來進行制度設計，并將侵權責任視為一種“輔助管制”手段，這一思路體現在管制標準效力論上，即應當以是否違反環境管制標準作為判斷侵權責任是否成立的決定性因素，合規抗辯也因此應當得到充分尊重。

在行為標準化程度較高的風險領域，噪音污染行為的類型及危害程度相對較單一，更適宜用環境管制標準來管控風險。故應當以社會總成本最小化為目標，設定社會最優的管制標準，即社會最優管制標準在風險行為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通俗地講，當進一步提高管制標準會增加社會總成本時，便達到了社會最優的管制標準。

當管制標準達到社會最優標準時，環境管制在政策判斷上的靈活性優勢、專業技術優勢、規模經濟優勢和事前預防優勢才會得到充分發揮。假設管制標準能夠得到完全執行，則單獨運用環境管制手段便可實現風險管控目標。在此情況下，侵權責任僅僅在補償受害人并實現矯正正義方面有其存在的價值，但為了避免實施侵權責任所帶來的過度威懾問題，實踐中應當承認環境管制標準在侵權法上的效力，尤其是應當承認合規抗辯的效力。

應當認可遵守環境管制標準的合規抗辯效力

侵權責任與環境管制共同抑制環境不達標或環境侵權非常有必要，侵權責任將作為環境管制的“查漏”機制而存在。當高速公路企業的行為不符合最優管制標準的要求時，侵權責任的威懾機制恰好可以彌補最優管制標準未被執行的部分，如果高速公路企業行為尚未達到最優管制標準的要求，它將因此面臨侵權責任的威懾，其威懾程度恰好等于排污行為的預期損害（損害程度乘以損害發生的概率），這一威懾將一直持續到高速公路企業的行為達到社會最優管制標準的要求時為止。侵權責任作為環境管制的補充實施機制也許是最為恰當的安排。

噪聲污染的類型相對單一，它給不同主體所造成的損害也大致類似，其致害程度也相對穩定。從風險管控的角度看，噪聲污染的可控性較強，例如可要求高速公路企業加強應用路面新材料、新技術降低汽車輪胎與路面摩擦聲音、安裝房屋隔音設備、增加綠化隔離帶、建造隔音墻、禁止鳴笛等，不僅行之有效，而且便于操作。同時，準確適用《聲環境質量標準》（GB 3096-2008）（以下簡稱《標準》），《標準》按照不同區域的功能特點和環境質量要求，將聲環境功能區分為五類，并根據公眾的可接受程度分別制定了五個檔次的噪聲排放標準，這些標準顯然是在平衡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活安寧的雙重基礎上制定的，管制機關現已將噪音致害與噪音控制的成本融入這些標準當中。不論高速公路企業所處區域的差異性，也不論原始噪聲構成因素，對其適用統一的排放標準，一般不會引發高昂的實施成本。誠然，目前的噪聲排放標準還有提高的空間，但僅是實施層面的標準滯后或環境分區不夠詳細的問題，它無法改變噪音排放行為可標準化程度較高的事實。根據私法上的侵權責任與公法上的環境管制協調共同管治環境風險的合作框架，在行為可標準化程度較高的噪聲污染領域，環境管制與侵權責任應當通力合作，當環境管制標準達到社會最優標準時，侵權責任將扮演“查漏者”角色，以避免管制標準在實施層面的執行不足，因而應當承認合規抗辯的效力。

滬寧高速寧鎮段全貌

從法治發展的角度來看，隨著行政管制及其管制標準的不斷完善，當行政管制標準接近社會最優標準時，公眾對合規抗辯的態度也應當作出及時調整。法治發展到今天，管制性立法已經發生了較大變化，正如有學者指出，“從一般立法所規定的相對模糊的規則，逐漸發展到由專門行政機關所設計的精細化要求，現代管制體系明確體現了立法或行政機關為制定最優而非最低安全標準所做出的努力。”由此啟示，司法部門、高速公路經營管理者等環境保護從業者也應與時俱進，遵守環境管制的最優標準，認可合規抗辯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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