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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際金融報》長三角日報與華略智庫共同編制的《長三角高質量營商環境指數報告》重磅發布。

營商環境是區域市場環境、政務環境、法治環境、融資環境、社會環境等諸多“軟實力”的綜合體現，是衡量一座城市或區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本次報告的發布，旨在全面研究并比較長三角各省市在營商環境方面的現狀和潛力，以期為各地增強核心競爭力提供借鑒。

根據報告，2020年長三角營商環境排名前五位分別為上海、南京、杭州、蘇州、合肥，整體排名與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基本保持一致。

從總體水平看，上海龍頭效應明顯，浙江占領前十半數，江蘇頭部虹吸明顯，安徽區域實力均衡。其中，上海市得分為92.15，浙江省平均綜合得分73.17，江蘇平均得分71.23略高于三省平均分，安徽平均68.39略低于平均水平。

具體到城市，除上述五個城市外，寧波、金華、溫州、嘉興、無錫依次占據榜單第六至第十位。第二梯隊分別為湖州、常州、臺州、滁州、鎮江、宣城、池州、紹興、鹽城、南通，第三梯隊分別為蕪湖、揚州、安慶、舟山、馬鞍山、泰州、銅陵。

上海：實力滿圈亦有短板

上海是長三角營商環境的示范標桿區域，對周邊城市的引領帶動作用非常明顯。在總體排名中，上海以92.15分位居首位，五項一級指標中，公共服務、人力環境、金融環境均以超90分高分居首，尤其是人力環境，得分更超過第二名16.31分。

同時，上海的輻射帶動作用突出。蘇州之所以與省會城市合肥、南京、杭州共居前五，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近居上海的區位優勢，使得各類優質資源要素互聯互通更為便捷，市場環境、創新環境等方面對滬承接效應更為明顯。同時，周邊非區域中心城市嘉興、無錫等地躋身前十，近滬優勢外溢十分明顯。

不過，報告也顯示，相較于其他方面，上海在科技投入方面的優勢尚不凸顯。雖然上海的創新成果在長三角處于絕對領先地位，但制度投入方面表現有待進一步提升，主要體現為科技撥款占財政支出占比不高，且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亦有提升空間，2009年至2018年十年間，上海的研發經費累計投入與浙江大致持平。

江蘇：頭部突出內部分化

報告顯示，江蘇省營商環境整體高于平均水平，但各區域內發展水平差距較大。

一方面，南京、蘇州引領沿江、環湖區域營商環境高水平發展。南京以82.33分位居長三角第二位，蘇州以80.57位居第四，基本與杭州處于同一水平，尤其是市場環境、創新環境方面表現突出。

以創新環境指標為例，蘇州各分項指標得分超過90分，超上海4分，以絕對優勢拔得頭籌。其中，制度投入方面，蘇州科技撥款占財政支出比重7.8%;區域創新方面，蘇州科創板上市企業營收僅低于上海，遠高于杭州、南京等其他城市，同時，蘇州專利申請數約為上海的90%，區域創新成果相當豐碩。

另一方面，蘇南、蘇北平均水平差距明顯。由于政策偏向、外商投資、工商業基礎等各種原因，蘇南蘇北之間的社會經濟差距在營商環境各方面同樣顯現。鹽城、鎮江、揚州、泰州均位居第二梯隊后列及第三梯隊。

以金融環境為例，除南京與蘇州兩城市，其他區域與浙江差距較大，與安徽水平相當。此外，在公共服務方面，江蘇省稅收占GDP比重及一般公共服務支出占比相對較低，尤其是揚州、鹽城等地，導致政務環境分數略低于浙江及安徽。

浙江：多元發展整體較強

浙江營商環境整體實力較強，多區域發展格局已經顯現。

報告顯示，浙江營商環境平均分為72.17，位居三省之首。同時，浙江有五大城市躋身長三角前十，分別為杭州排名第三，寧波、金華第六、七位，溫州、嘉興第八、九位，均位于杭州、寧波兩大區域中心及周邊，區位較為集中。相較之下，臺州、紹興、舟山由于市場環境得分不高，與其他城市存在差距。

值得關注的是，浙江四個經濟強市營商環境均有所長。全省政務環境、制度投入等方面最為優異，其他指標相對領先均衡。分地理區位看，杭州主抓浙西北，寧波穩定浙東，溫州立足浙南，金華坐鎮浙中，四個區域中心營商環境在長三角均位居前部，更是在分項方面亮點紛呈，如杭州及寧波的創新環境、金華的公共服務、溫州的市場環境都在整個長三角表現搶眼，整體較為多元、均衡。

以公共服務指標為例，浙江領先優勢突出——以杭州、金華、嘉興引領，湖州、溫州、舟山緊隨其后，僅臺州在三省平均水平之下。基礎設施及政務環境均表現優異，尤其是政務環境方面，湖州、金華、舟山在長三角具有標桿效應。

安徽：奮起直追潛力巨大

整體來看，安徽省與江浙滬在營商環境方面存在一定差距。除省會城市合肥一枝獨秀外，具備引領帶動作用的頭部城市數量相對不足。同時，盡管合肥綜合評分相對靠前，但與南京、杭州略有差距，主要表現在創新環境、金融環境、公共服務均有較大提升空間。

此外，安徽省多數城市位居中游，區域差距相對較小。蕪湖、馬鞍山、池州、宣城等地得分差距基本不大，均在長三角三省平均分水平上下，銅陵、安慶相對落后。總體來看，由于第一梯隊城市不足、后部城市偏多，造成全省營商環境得分相對較低。

就短板而言，安徽在基礎設施、金融環境等方面的短板較為明顯。

基礎設施方面，滁州、池州、宣城等地政務環境分數領先于其他省市(與企業總數、GDP總量較小也有相關性)，但基礎設施分數排位靠后，僅高于浙江舟山地區，主要原因是重點交通樞紐不足、信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較低。

金融環境方面，合肥市由于金融基礎薄弱，融入長三角城市群時間較晚，其經濟總量相對于其他中心城市略有差距，金融發展得分僅與嘉興、紹興相當，對全省其他城市輻射帶動作用較不明顯，資本要素市場有待深度融入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進程。

不過，安徽省也有自身的亮點。例如，合肥的市場潛力分極高，經濟活躍度較高與市場潛力發展空間極大，由此也拉高了安徽省市場環境的整體均分，在該領域，江蘇和浙江并未與安徽拉開明顯差距。

一體化態勢明顯

近年來，長三角一體化進程持續推進，這一點在營商環境領域也得到充分體現。

以市場環境為例，在該項指標中，上海以86.64分拔得頭籌，江蘇、浙江、安徽三省均分為73.34、71.30和68.30分。長三角三省平均差距較小，顯示在以統一的市場準入、法制和服務環境為目的的努力下，長三角一體化共同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已取得成效。

金融環境方面，區域協同正在釋放出巨大能量。江蘇、浙江、安徽該項指標的平均得分分別為65.24、64.98、62.59，水平基本相當。雖然與上海仍有一定差距，但這種差距也將越來越小。

同時，江浙多中心均質化趨勢明顯。浙江的杭州、寧波以及江蘇的南京、蘇州均為區域經濟中心城市，金融環境質量較高且細分指標評分均衡，金融環境建設較省內其他城市質量更高。江浙各中心城市輻射效應明顯，帶動周邊城市金融發展分數都處于均衡水平，體現了金融作為特殊的生產要素，具有自由流動使得資源達到最優配置的特征，放大重點城市輻射效應更具意義。

此外，還有一些特點值得關注。

例如，2019年，長三角GDP排名前八位分別是上海、蘇州、杭州、南京、寧波、無錫、合肥、南通，與本項人力環境排名前八位完全一致。報告認為，這表明人力環境與經濟發展相關程度超過其他幾項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進一步說明要推動長三角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高層次人才的相互賦能、共生共融是必要條件。

令人高興的是，長三角人才集聚效應正逐步形成。數據顯示，長三角研發人員數量從2010年的73.85萬人逐年增加至2018年的135.35萬人，年均增長7.87%。每萬人中研發人員達85.44人，顯著高于全國47.09人的平均水平。

再如，江浙皖多數城市創新環境仍處于培育階段。在納入統計的27個城市中，僅有5個得分80以上，浙江、江蘇多數城市基本排名前19位，但70分以下城市得分差距不大，說明在頭部城市強勢虹吸創新資源要素的情況下，尋找特色的創新產業突破方向仍需要較長過程。

關鍵詞： 營商環境